中年以后，读书的趣味，与少年时代颇有些不同了。少年时爱读诗词歌赋，心折于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读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便觉得胸中块垒尽消，恨不能也如此痛快地活一场。如今人到中年，于人生况味略尝一二，再读书，便不那么容易被飞扬的文字所打动，反而常常在那些“不合时宜”的人身上，寻到一种更为深沉的共鸣。近来重读《古文观止》，把范仲淹和苏轼的文章放在一处看，便生出许多感想，如同老友重逢，于寻常巷陌间，忽然发现了他们身上一些以前未曾留意的光彩。

范仲淹和苏轼，都是北宋文坛的巨擘。论文章的光彩，似乎东坡要更胜一筹。他的《赤壁赋》写得那样飘逸空灵，“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那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千百年来不知抚慰了多少失意人的心。然而，这一次重读，我却觉得范仲淹这个人，比苏轼更值得尊敬，也更接近我心目中“完人”的标准。这个念头，或许有些唐突，得罪了不少“苏粉”，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范仲淹的身世，比苏轼要苦得多。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他跟着继父，姓了朱，名说。幼年寄居寺庙，断齑画粥的故事，是教科书上写熟了的。那是一种极其清苦、近乎自虐的生活。一个人能在那样贫寒的境遇里，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其心志的坚毅，早已超越常人。相比之下，苏轼的少年时代要顺遂得多，眉山苏氏，也算当地的书香门第，父子三人同登科第，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

论科举，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范仲淹的科举之路，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磨砺。他及第后，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一个小小的狱官。他不满足于此，便迎母奉养，复姓改名，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从这里便能看出，范仲淹的理想，从一开始便不仅仅在文字上，而是要在现实的泥土里，扎扎实实地做出一些事情来。

他做到了。我年轻时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觉得这是官样文章里的漂亮话。中年后再读，方知其分量。这十六个字，范仲淹是用一生来践行的。他在朝为官，敢于直言，三次被贬，而声名愈高。士大夫间有“范君一去，万马齐喑”的叹息。他主持“庆历新政”，虽然时间不长，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他任边防主帅，抵御西夏，连对手都佩服他“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他真的是做到了“出将入相”，在文臣与武将的角色之间，转换得游刃有余。

苏轼的一生，则是一场漫长的贬谪之旅。他当然也做过地方官，在杭州修苏堤，在儋州办学堂，政绩斐然。但他的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承受。他的豪迈，他的旷达，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在一次次被命运击打之后，从文字里提炼出的解药。这当然极为不易，也非常人能及。但这种豪迈，更多是精神上的自我保全，是“退”的哲学。而范仲淹的所作所为，则是一种“进”的担当。他不退缩，不回避，在政治的惊涛骇浪里，他选择做那个屹立船头的人，而不是泛舟江上的诗人。

我无意贬低苏轼。恰恰相反，在我情绪低落、觉得人生无趣的时候，读一读苏轼，总能感到一阵暖意。他像一位最懂得宽慰你的朋友，告诉你“也无风雨也无晴”，告诉你“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些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他让你学会与生活和解。而范仲淹，则像一位严师，一位楷模，他告诉你的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让你知道，一个人的格局可以有多大，肩膀可以扛起多重的担子。

或许可以说，苏轼的功业，在文学上；而范仲淹的功业，在历史上，在千千万万读书人的骨子里。他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的人格，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境界，与苏轼的豁达，看似相近，实则不同。苏轼的豁达，是已经历过大悲大喜后的平淡；而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先验的、主动选择的道德自觉，是他用以要求自己和激励后人的行为准则。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的文人，多以范仲淹为偶像，而非苏轼。他太完美了，完美得近乎不真实，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历史之中。

深夜掩卷，不免有些感慨。我们年轻时，更容易爱上苏轼，因为他才气纵横，活得潇洒。到了中年，肩上有了责任，心里有了挂碍，才渐渐懂得范仲淹的可贵。读书之乐，大概就在于此罢。它不是让你找到知音，而是让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同样的文字里，读出不同的境界，看见不同的自己。做一个豪迈的诗人固然好，但在浊世中，做一个清醒的、担当的、能“先忧后乐”的人，或许更难，也更值得我们去追寻。

范仲淹和苏轼，一文一武，一实一虚，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人最迷人的两面。但若论起对后世士大夫精神的影响，范仲淹无疑是那座更高的山峰，矗立在远处，令后人仰止。这便是中年读书，我发现的，关于范仲淹与苏轼的一点体会。

作者：吉克.达摩观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