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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海 : 新县乡村地名的构成及文化价值

    2026-3-30 11:06 中国地名经济网

    核心提示: 新县乡村地名,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不仅标注了地理位置,更深深烙印着这片土地的地理特征、家族变迁、经济活动和近现代革命历史。


    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素有“中原南门”之称,是一片集红色历史、绿色生态、古色村落于一体的神奇土地。193210月,国民政府析光山县5个里、17个保和湖北省麻城县3个区、黄安县2个会之部分区域,以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字“经扶”为名,置经扶县;194712月,在经扶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寓意人民获得了新的生活。截至2025年,新县共有新集、金兰山、香山3个街道,沙窝、吴陈河、苏河、八里畈4个镇,周河、陡山河、浒湾、千斤、卡房、郭家河、陈店、箭厂河、泗店、田铺10个乡,17镇(街道)及白果树、连康山新光等206个村(社区)。

    新县乡村地名,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不仅标注了地理位置,更深深烙印着这片土地的地理特征、家族变迁、经济活动和近现代革命历史。本研究以具有过渡性的、省际边界性的典型县新县为例,结合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深入挖掘新县乡村地名的文化价值,以期通过对乡村地名文化的梳理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县乡村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1.新县乡村地名构成状况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具有定位性、指向性、地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地名的命名与一些自然、人文事物有一定的关联,本文将新县乡村地名命名大致划分为自然地理类与人文地理类两大类,具体又细分为涉水、地貌、生物、姓氏、军事、经济、建筑、交通、寓意以及数字等10类。自然地理类用字共出现30次,以“河”“湾”“洼”等涉水类用字和“山”“岗”“沙”等地貌类用字为主;人文地理类用字共出现118次,其中以“王”“杨”“李”等姓氏类用字最多,“店”“畈”“塘”等经济、涉水类用字次之

    地名作为一种特殊词汇,其内部结构绝大部分可以分析为“专名+通名”。通名是地名中用以明确属性的词语,专名则是用以区分相同属性地名的词语,以“新集街道”为例,“新集”为专名,“街道”则为通名。专名与通名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地名沿革角度看,专名与通名存在多次演变,如胡冲村系由胡冲演变而来,在“胡冲”地名中,“胡”是专名,“冲”是村落通名,而在之后的胡冲村地名中,“胡冲”成了专名,“村”则成为通名。乡村地名主要通过专名进行区分,专名又通过用字体现特色。为了探究新县乡村地名的构成情况,本文依据乡村的命名缘由,并结合表1乡村名用字分类情况,将新县乡村地名细分为以人物姓氏命名、以涉水聚落命名、以地形地貌命名、以经济活动命名、以交通建筑命名等9种类型(表2)。由于部分乡村地名来源并不唯一,因此存在重复计入现象,如陡山河乡地处新县中西部,乡域内山脉纵横,地势崎岖,属典型的山地综合区,境内有山有河还有传说,因山因河又因传说得名,故既将它计入地形地貌类,又计入涉水聚落类,还计入民俗传说类。同时全县17镇(街道)及206村(社区)名去掉乡镇(街道)、村(社区)同名外,实际共有211个名称实体

    1.1 以人物姓氏命名

    以人物姓氏命名的数量最多,涉及“王”“杨”“胡”等77个姓氏,占比达62.56%进一步可细分为3类:一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连康山、胡子石、(余)计河。二是以联合姓氏命名,如吴陈河、梅花、王里(李)河。三是以先祖姓氏、强势姓氏命名,出现频率最高,共计有74姓氏。以先祖姓氏命名,如胡冲,明末因胡姓人在此山冲中定居而得名;以强势姓氏命名,如黄湾,清朝以前,村里共有六家姓氏,曾、阚、李、蔡、潘、夏等,名为六家冲,后因黄姓人口众多,更名为黄湾。姓氏都是单一的,为了区分姓氏地名,人们还利用一些辅助性词汇区分相同村庄,以“东”“西”“南”“北”区分,如西河村、南金村、北杨湾村等,还使用“大”“细”等形容词区分,如大吴湾村、细吴社区等,地名区分起来要容易得多,充分体现了先民的智慧。

    1.2 以涉水聚落命名

    以涉水聚落命名数量比较多,可以分为自然、人工两类,占比达55.92%。自然环境类“涉水”命名通常来源于地理环境的自然特征,如河流、湖泊、山冲等。这些地名直接描述了水文、地形地貌,反映了聚落与自然水环境的密切关系,其中常出现“湾(塆)”“冲”“洼”“河”“咀(嘴)”等字。“塆”是大别山地区较为独特的聚落命名,现经过地名简化,大多改为“湾”,故目前存在“塆”与“湾”并用的情况,其多指山区中两面或三面靠山,一面开阔,枕山面水的小块平地,这类地名在统计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35个,占比达16.59%,如夏湾(塆)、娘湾(塆)、杨湾(塆)等;“冲”是指山区中由河流或者汇水路径冲刷形成的小块平地,15个,如烂泥冲、牛冲、陶冲等;“洼”是指四周高,中间低的低洼地带,此类地形易积水,从而能够便捷地获取水源,该类地名有13个,如艾洼、陈洼、朱洼等;“河”是指较大的自然河流流经的陆地,21个,如陡山河、苏河、郭家河等;“咀”与“嘴”也存在着混用情况,其指河流的入水口或两岸突出伸入河流的陆地,即河流的“汭位”,也有1个,戴咀(嘴)。

    人工环境类“涉水”地名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水环境的因借、利用与改造,如水围孜、水塘、水田、水井等。“围孜”是指在自然村落四周人工挖沟或者水塘将村落环绕起来用以防御的聚落类型,如黄围孜、游围孜等;“塘”是指人工挖掘或自然形成经过人工改造的水塘,其在弥补风水缺憾、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用水等方面至关重要,如塘洼、塘湾、大塘等;“畈”是指人工改造的田地,大别山地区多以水田形式出现,多达15个,如八里畈、康畈、居畈等。“榜(塝)”是指田地、沟渠、土埂的边坡,如水榜、李榜、伍榜;水井相关的地名也有,如八里畈水口村,清初因此地有一口好井,附近有很多村民从该井中取水而得名。

    1.3 以地形地貌命名

    以地形地貌命名的数量也比较多,主要涉及“山”“岗”“墩”等用字,占比达24.17%。其中,绝大部分乡村地名聚焦宏观层面的地形,因“山”得名,如金兰山街道以境内的金兰山命名;香山街道因境内香炉山命名;连康山村因著名的国家自然保护区连康山得名,带“山”字的地名多达18个。也有部分乡村地名聚焦微观层面的地貌,因“坪”“岭”“边”“背”“沙”“石”“岗”“坳”“墩”“窝”等微地表起伏特征得名,如沙坪、土主岭、小河边、山背、沙石、何岗、赵坳、章墩、沙窝等。此外,一些特殊的地理实体形态也是乡村地名命名的重要依据。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给生活中遇到的这类地理实体命名时,还发挥了超凡的想象力,以比喻的方式对地貌景观进行生动具体的描写,留下了许多形象化的地名。如郭家河土门村,清末因此地居民多姓叶,建有楼房,故名叶家楼;民国末期,因村边两山并峙,形如土门,更名为土门。吴陈河马鞍,明代中期因此地有一石形如马鞍而得名。周河九龙,因山岭地形酷似九条龙而得名九龙。苏河墨河,因面山形似墨斗,地处河边而得名墨河。

    1.4 以经济活动命名

    以经济活动命名的乡村占比也有11.85%。商旅类主要涉及“集”“店”“房”等用字,其中由“集”(定期聚会交易的场所)和“店”(旅社、店铺)等民间经营活动衍生而来的乡村地名最多,多达19个,如新集街道,明嘉靖年间因始有客店而得名新店,清代因渐成集市而更名为新店集,后简称新集。陡山河槐店村,明末时期,村南头有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槐树,有人在那里搭建个棚子炸油条卖,后来逐渐盖起瓦房,开起了店铺,人们便称此地为槐树店,后简化为槐店。卡房乡,因民国初期设有盐卡而名为卡房。此外,还有不少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源于当地产业的发展,如郭家河麻布村,因清末此地开有很多织麻布作坊,故名麻布街,后简化为麻布。如油榨村,清代因此地居民开设有油榨作坊而得名。箭厂河乡,清初因明末武进士王学举在河边设厂造箭而更名为箭河,1983年更名为箭场河,1986年更名为箭厂河。

    1.5 以交通建筑命名

    交通建筑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往往成为地标性参照物,因此一些地名直接沿用已消失但影响深远的古代交通建筑名称,占比8.53%。“楼”“棚”“铺”“桥”等字常被用作地名,进一步细分3类:一是防御类建筑‌,如关、围孜等,多用于防御。逐渐演变为村落,如“白沙关”“黄围孜”。二是‌交通类建筑‌,如桥、铺、庄是商贸、出行关键节点,周边聚落常以其命名,如“神留桥”“毛铺”“李庄”‌‌。三是‌宗教与公共建筑‌,如寺、庙、堂是社区中心,吸引居民聚集,形成“罗寺”“庙墩”“邱堂”等地名。 ‌‌‌‌

    1.6 以动物植物命名

    古代以动植物命名的地名,是中国地名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利用与崇拜,占比7.58%。一是因“动物景观”得名。动物景观是指以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动物所构成的景观。地名专名中主要包含的动物有龙、马、牛等。如九龙、七龙山、合龙、白马山、马鞍、牛冲等;二是因“植物景观”得名。植物景观是指天然或人工栽植的花草、灌木、乔木等多种植物组成的且因季节变化而显现出不同的植物群落景色。地名专名中主要包含的植物景观有树、林、花、兰、柳、竹、槐、朴等,如白果树、叶林、莲花、金兰、红柳、竹林、槐店、朴店等。

    1.7 美好寓意命名

    以美好寓意命名的地名,是中国地名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往往寄托了人们对‌国泰民安、吉祥如意、风调雨顺、长寿富足‌等美好愿望,占比5.69%

    历史事件地名我国有很多地名是依据当时国内大事件而命名的。如陡山河扶前湾,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在严州城大屠杀,清兵撤后,扶云翥逃至此地居住,遂将此地改称扶前塆,有“扶持前朝”之意;又如,1947年新集解放经刘伯承、邓小平提议,将扶县更名为“新县”,意即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在此背景下,新集许多地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普遍采用“解放”“红旗”“胜利”“东风”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名称,以纪念解放和革命历程,象征积极向上的政治寓意;还有苏河新光,19588月,新县、光山两县重新划界,区域内土地是由新县、光山县各划一部分组成的,故名新光。

    美好祈愿地名中往往还显示出当时人们的某种愿望和情感。在地名中,我们经常看到“新、合、刚”等字,如新县、新集、新城;又如合龙,原名霍家垅,后因“霍”与“合”音近、“垅”与“龙”同音而更名为合龙,“合”字表达了当时人们期盼社会安定团结的心理。

    1.8以民俗传说命名

    民俗传说既是古人幻想的产物,也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在中国乡村地名中,民俗传说命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类地名往往承载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民间信仰与文化认同。在新县这样美丽传说的乡村名也不少,占比3.79%。如香山街道,相传在远古时代,玉皇大帝为救民于水火,派殿前的香炉下凡间点化众生,后化成这座大山,香炉山得名,20259月自新集街道析置分设香山街道;卡房牛冲,相传明末李闯王“三杀河南”,此山冲的村民为避战祸,躲进一洞中,将牛也牵进去了,后人们估计李闯王的部队已经走远了,便将牛赶出洞,谁知有头牛叫了一声,“义军”闻声赶来,放烟熏洞,将村民熏死于洞中,因这头牛坑害了一冲的百姓,人们就叫此山冲为牛坑冲。后简化为牛冲;还有陡山河、白马山、大畈、莲花、金河、神留桥等。

    1.9以数字计量命名

    数字计量在我国起源很早,数字计量地名的产生也不晚,在新县的乡村上,可以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地名,占比3.32%有的表示地理实体的重量、数量,如千斤乡,因清雍正年间人们依河边千斤巨石搭草棚做生意而得名千斤河棚,后简化为千斤;陈店程七,明末,此地建有七个小村庄,清代中期,随着住房的增多,这七个村庄连为一体,加之此地居山沟里的小块平地中而得名程七塆,后简化为程七;还有七龙山、九龙、京九等带数字的地名。有的表示地物之间的距离,如田铺九里村,因境内有一条发源于界岭,由北向南汇入长江支流举水河,全长约九里长的河冲得名九里冲,后简化为九里。有的表示所占的里程数,如八里畈,因清初八水里辖区八里长的田地中、周边散布着八个带“畈”字的村庄而得名八里畈。

    2.新县乡村名的文化价值

    中国地名具有凸显每个地方的文化价值特性,而一个地方所具有的其他地方没有的且不能“迁”到其他地方的要素特征就是其文化价值的体现。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兴衰,既记录了一次次战争、浩劫与磨难,又寄托着人民矢志不渝的至美愿景。新县乡村地名亦是如此,古老纷繁的乡村地名不仅描绘了新县独特的地理环境信息,而且蕴藏着新县深厚的历史、经济与文化内涵,是彰显新县历史文化底蕴、揭示其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2.1 印证新县人民强烈的宗族观念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宗族社会”是格局、边界等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逻辑,支配着聚落空间的分化与聚联。宗族是姓氏的文化根源,姓氏是宗族、家庭与血缘的象征。新县素来崇尚宗亲文化,地名中普遍存在冠姓命名方式,以此显示出家族聚居地的历史脉络,姓氏前置构成地名在新县姓氏类乡村地名涉及的姓氏繁多,占比最大。如苏河镇源于苏姓先祖在此在河边定居而得名苏河;胡子石村因元末胡子石带领胡姓人定居而得名;千斤杨店因明末杨姓人在此开店而得名等等。姓氏类乡村地名均反映以先祖姓氏命名的传统,先民在此或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或立庄盖楼、起集经商,并建祠堂、修族谱、祭祖先,实际上都是强烈的宗族意识与宗族观念在地名上文化价值的体现。

    2.2 描绘新县山环水绕的自然格局

    地名景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往往是人类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记录与表达,能够充分反映相应自然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异特征。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两省交接地带,境内轮廓近似长方形,大别山主脉经境内中间横贯东西,形似屋脊状,脊背中又有东、中、西三个高峰区,构成W形地势。如香山街道、金兰山街道和连康山村等,均以辖区内显著的山体命名。由大别山主脉形成江淮分水岭,岭南属长江流域,岭北属淮河流域,境内有6大水系,大、小河流92条,其中源于境内的流入淮河水系较大河流命名的乡村地名有潢河、陡山河、吴陈河、周河、苏河等;流入长江水系较大河流命名的乡村地名有郭家河和箭厂河;还有很多得名于流经境内的支流地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县地名就像一幅图景,生动地描绘出新县山环水绕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2.3 揭示新县过往的经济贸易状况

    “店”原指驿道旁供人住宿的旅店、客栈。因为有客流量,逐渐发展成有商铺的街市,形成村落或城镇叫店,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新县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中有相当一部分带“店”地名,如陈店、泗店、槐店、邱店等。这些乡村名多源于先民来此起集经商,能够反映出新县作为汉潢古道“商贾云集之地”的繁华景象。此外,“铺”是古代负责传递公文信件的驿站,是元代“急递铺”制度的遗留,后来成为地名来源之一。新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多条汉潢古道穿境而过,留下不少带“铺”的地名,如田铺、河浦、毛铺、柳铺等,揭示了新县过去作为“汉潢古道”的经济特色。

    2.4 记录新县人口迁移的历史路径

    地名是人为活动的产物,移民与地名相辅相成。新县人主要是从江西省的德安县、乐平县以及芦州(今南昌)等地迁入的。明初,如泗店王楼的王姓家族,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府迁入,至今已传承25代;卡房河叶湾叶氏祖先原籍江西,明成祖年间,迁徙至卡房叶湾境内时,发现此处群山环绕,古树参天,景色奇丽,水草繁茂,气候宜人,而且远避战乱,于是在此安家,至今42600余年。

    明末清初,李自成“三杀河南”,造成新县人口再次锐减,江西省人口再次大量迁入。如周河西河的张氏家族,于明末清初从乐平县瓦西坝筷子巷迁来,至今已传承13代;沙窝熊河,明末因陈姓人在河边定居而得名陈家河,清初因此地居民多姓熊而更名为熊河;吴陈河,明初因稽姓人在为驿站供应草料的地方旁定居而得名稽家店,明末因陈姓人立吴姓姐夫之子为嗣而更名为吴陈家,清初因吴、陈二姓人在河边定居而更名为吴陈河;浒湾苏畈,明代,冯姓人在成片的田地中定居,故名冯畈,清代,冯姓衰败,苏姓人迁入,更名为苏畈;泗店余河,明代,因屈姓人在河边定居,得名屈河,清初,因王姓人在此建有花园,更名为王家花园,清代中期,因此地居民多姓余,加之此地临河,更名为余河。姓氏类乡村地名在新县大量分布,总的来说都是先民迁徙聚居的结果。由此可见,新县乡村地名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县人口迁移的历史路径特点。

    2.5体现新县重文雅的文化心理

    地名雅化是中国地名变迁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指利用同音或近音条件,将地名中土俗、口语的用词替换为文雅、书面化词汇的做法。

    其取向可分为一般吉化、文辞美化和儒家教化。

    一般吉化。泗店大畈,相传明成祖朱棣路过此地,就餐一次,因饭菜丰盛,赐此地名为“大饭”;后因当地有“人死后要吃一餐大饭”之风俗,人们认为此名不吉利,加之此地有成片的田地(即畈),“饭”与“畈”同音,更名为大畈;八里镇王李河,清初王姓与李姓家族聚居的河畔之地,“王李”易读成“亡李”,”与“里”同音,后更名为王里河;千斤乡土主岭,相传明末村边有座形如野猪的小山包,故名土猪岭;20世纪50年代初,因此名不雅,“猪”与“居”音近,更名为土居岭。20世纪50年代末,因音近,又更名为土主岭。

    文辞美化。香山街道合龙,清代因霍姓人在高地上定居而得名霍家垅,后因“霍”与“合”音近、“垅”与“龙”同音而更名为合龙;陡山河乡刚店,原名关沟店,1958年,此地办有钢厂,加之“钢”与“刚”同音,更名为刚店;浒湾,因明初常有群虎肆虐且地处河弯曲处而得名虎湾,民国时期因“虎”不利于商贸且居离水稍远的岸上平地中而更名为浒湾。

    儒家教化。家思想核心是“仁”,在新县地名雅化中也有体现。如箭厂河仁畈,明朝时,任姓人家在此立家立业,名任畈,“任”与“仁”同音,194910月更名为仁畈仁者爱人”“仁者不孤”“仁者勇”“仁者无敌之意。(特别说明: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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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胡海 男,中小学高级教师,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文章《驾驭情绪之舟》在《河南教育》上发表。